面对宏观调控　民企亟须打通输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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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宏观调控　民企亟须打通输血通道

2008-07-18 09:29:04

杨朝英

　　编者按:
　　30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也伴随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发展对外依存度过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民营经济升级过程中遇到玻璃墙……这些问题，在全球性经济疲软的当下，煞是醒目。
　　记者在联系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上述经济问题被一条隐含线索相连——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目标，就业更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约束指标。
　　民营经济解决了七成新增就业。因此，正视并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自然成为解决宏观经济困局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地落到民企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话题上。这是一个宏观话题，对于民营企业个体来讲，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话题——系统论告诉我们，是否科学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选择。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组织了这组采访。
　　在B1版，有三篇文章，它们分别从宏观经济困局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民营企业与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与沿边开发三个角度，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生命力顽强的民营经济，本质是民本经济，但现在，需要要它承担更多重担之时，我们发现，它虚弱的身体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的给养补充才行。
　　在B2版，将刊登一组文章，分别从行业入手描绘了宏观经济趋紧条件下，企业的努力和自救。本期刊登的是制造业专题。
　　现象　民企升级乏力7月北京，已经开始飘散奥运的气息。从广东东莞来京的刘成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热情。他关心的问题是，老板交代的任务能不能按时完成。
　　刘成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四年前在吉林大学毕业后去了广东，现在东莞厚街镇一家颇具规模的台资制鞋厂做财务主管。他来北京的任务只有一个:找合伙人。项目不再是制鞋，而是服装服务业，比如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的会展业，或者是设计。
　　刘成自嘲从“白领”变成了“黑领”——来北京几天，每天都跑出一身汗，饭局一个接一个，朋友见了有一打，有意向的有三个，“但能在月底敲定的可能性不大。”
　　“除了一线带班的还在组织余下订单生产，厂里基本没人了，都出来找项目了。”刘成说，老板铁了心要转行，如果找不到项目，“我月底就可以直接从北京回老家了”。
　　刘成现在还在北京，但他在东莞的一些邻居已经开始打点行装，准备离开了。
　　关门走人，成了一些企业的归宿。在东莞广泛流传的一个数字是:2007年倒闭的企业有千家之多。
　　当然，从经济规律来看，优胜劣汰，并不足为奇。据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估计，各个行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相同的，但东莞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到总数的10％到20％。
　　现在的问题是，正如刘成感受到的，更多的企业想升级却发现钱不够，想关门又难下决心。
　　东莞是珠三角的优等生，也是珠三角经济带的缩影。自然，也成为研究珠三角经济变化的一个窗口。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从2004年开始，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就已经在珠三角出现。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电荒油荒等因素，珠三角经济调整已经在进行。
　　本轮经济周期从珠三角人力资本上升开始出现明显变化，现在，影响已波及全国，包括甘肃省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
　　苟仲武，名片上的身份是兰州洪涛装饰工程公司董事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甘肃驰达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他曾经是50多个人的头头，现在，“除了财务人员，就是自己管自己。”
　　“形势所迫，先过这一关。”苟仲武已经把装饰工程公司的员工遣散，采取了松散联合的方式开展一点业务。
　　会诊　冷暖不均
　　记者在采访吉林、甘肃、江苏、广东和海南等地企业家时，“钱”是他们最多的话题。
　　在资金、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中，资金的弹性最大。但对资金的感受，企业家与其他阶层人士却大相径庭。
　　最常见的说法是，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太多了！始自去年的物价上涨，学界一致的解释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价值超过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引发了价格上涨。
　　这个判断完全符合消费者的生活经验。这也正是后来促使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经济基础。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受是，企业间流通的现金越来越少了！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证据是，温州曾被认为是民间资金流动最多的地区，但现在民间利率已经和原来的高利贷差不多了。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相关报告的结论相吻合:存款资金过剩与企业贷款资金短缺并存。简单地说，就是银行有钱贷不出，企业需要钱却贷不来。
　　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2008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02万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0.51万亿元。
　　比较下来，存贷差高达14.51万亿元。
　　这种国际上很少出现的金融现象，在近年来却长期困扰着金融界。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流动性膨胀与结构性过剩并不矛盾。
　　他一直认为“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不太科学的提法，主张用“流动性膨胀”来代替“流动性过剩”。
　　他认为，无论是“流动性膨胀”，还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都与一个现象高度相关:储蓄大于投资。
　　经济学的一个解释是，通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从量上看，“储蓄大于投资是可贷资金过剩的根本原因。”李扬对这种现象解释说，而可贷资金增加与流动性膨胀高度相关。
　　从结构上，杨涛的解释则是，在农村、中小企业等众多经济领域还难以获得充足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这种“过剩”是“伪过剩”。
　　杨涛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财政、货币理论与政策。
　　他认为，造成可贷资金过剩与实体部门缺钱的根本原因是，“金融资源流动不畅。”
　　对于“金融资源流动不畅”的一部分深层次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去年推出的《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曾做过分析。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目前我们正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化利率如现券买卖、贴现利率，与管制利率如存贷款利率并存，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套来套去，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给出了一个虚幻的数据影响央行决策。
　　“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这份报告最后建议说。
　　处方　政策不打折
　　身体虚弱的国内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流感的传染，发烧感冒避免不了。
　　但这并不全是坏事。起码，这证明了一点:我国金融体系通过改革，已经初具免疫力。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是其中乐观者之一。
　　王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只要宏观调控得当，中国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保持“一枝独秀”，实现经济由出口拉动到两个市场平衡发展的转变。
　　他的依据是，国际经验和本国实践，以及中央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证明，此次物价上涨是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决定的。在国际因素无法操控的情况下，在高通胀时代构造出一个较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格局，把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控制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保增长无疑要放在第一位。
　　而对于有庞大国内市场和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中国经济来说，保增长并不是大问题。
　　对比国际因素，王建分析，越南目前酝酿的金融危机，其国际背景是越南已经出现了持续贸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续贬值，再加上严重的通胀，就构成了金融危机的条件。
　　“但中国很不同。”王建说，(我国)不仅有能力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更以产业结构向重制造业升级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球产业资本的新一轮流入。只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就不必担心外资大规模流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
　　“现在，问题的核心是货币政策。”王建不久前撰文说。
　　关心货币政策的不仅仅是王建。
　　从6月底到7月初，中央高层领导，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职能部门，以及全国工商联等社团组织，在我国沿海地区开展了密集调研。调研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本报记者从多个渠道汇总的消息分析，民营企业的资金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
　　这种关注是有原因的。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民营经济已经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七成以上的劳动力在民营企业就业。
　　这种关注也是一以贯之的。自2004年本轮经济周期调控以来，“有保有压”一直是调控的主要思路。保证就业，促进经济升级转型，是这一思路的重要体现。
　　相比货币政策，金融制度改革是另一个吸引人的话题。
　　“大多数私人企业是缺钱，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在现有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内根本得不到满足。”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来解释“金融资源流动不畅”。
　　他认为，从总量上看，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高达18％的货币增速，让人轻松不起来。就如人体的任督二脉，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既带来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打通这个二元通道，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和农村，让资金畅快流动起来。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原副行长时，他也曾提到过这个思路。他认为，“估算下来，我们还有1/3的市场潜力没有挖掘。”
　　这正是十七大报告和“非公经济36条”所倡导的，现在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业对内资开放。
　　然而，对于刘成和苟仲武来说，正在探索中的金融体制改革，“远水解不了近渴”。
　　他们只关心一个迫切的、更技术性的问题:如何保证中央“有保有压”的思路能得到彻底贯彻？
　　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苟仲武虽然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答案，但这位留学生对未来仍充满憧憬。
　　他积极地参加各种学习、交流活动，组织朋友聚会。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参加甘肃省统战部和工商联组织的学习班来京学习。

来源：人民政协报